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科学和高校招聘工作｜经历
11
中国科学院（CAS）
我和一公回国之前，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在全国不是很重要，在教育非常重要，在科研方面基本一直不是我国的前列。1949年之前，中国的生命科学非常小，主要在协和医学院。1949至2007年，主要在中国科学院，特别是上海的几个研究所（后组成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），已经北京的几个研究所。再有2004年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。
所以，我在2004年北大校长联系我之前，从未想到北大工作。许智宏校长是在科学院期间认识。我们在上海的工作就在他支持下。
1995年，我联系周光召院长，提出举办小型科学会议和建立联合实验室。科学会议在1998年是香山科学会议-Gordon科学会议联合会议，2000年之后在香港科技大学近二十年“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”Gordon 会议。联合实验室由许智宏老师安排在他发起的上海生命科学中心，吴建屏老师主持。我和鲁白、梅林建立“分子神经生物学实验室”。1998年在香山会议上，蒲慕明老师提出要建立研究所。以后有蒲慕明主笔，吴建屏、鲁白、梅林和我签名提议，1999年11月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（上海神经所）。海外招聘的英文广告是我写的。主要和大量工作是蒲慕明做的，最初几年吴建屏老师也有很多工作，而且吴老师高风亮节，把他任所长的脑所关了，并进神经所。在国内一些同行不顾事实激烈批评神经所建立时，我坚决反击、并支持蒲慕明不要退让。在学生集体号称要闹的时候，我一方面联系上级领导（当时可能如临大敌），一方面通知学生可以与我对话，公布了时间地点，我立即回国在指定会议室等待学生对话，我相信正义的事业，即使被误会，一旦讲清楚也会得到理解和支持的。神经所前五年无疑是功大于过，整体提高了科学水平，但后来负面因素越来越大，显示熔断机制的重要性。
2002年，德国科学家Ulli Schwarz和我主持建立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，主要是学术活动。2005年卸任。
长期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的袁钧瑛，在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兼职。我联系科学院领导建议以顶尖项目引进她，不排除促进了其全职回国。
